前两天买了硬盘，终于可以淘汰积累下来四颗 PATA 硬盘了。在倒腾数据时翻出了一堆以前的作业和随笔，读来颇有坐时光机之感。有一篇是我零五年为了给一门选修课交的小论文，其中除抄袭台湾的一个书评和方舟子的一篇评论之外，还夹杂着罗嗦了一些自己的话。现将抄袭的文字剔除，自己写的废话摘录两段：
科学既非哲学，又非文学，艺术，宗教等等。科学家本也不必妄谈什么人文精神。但我们只消打开电视便可以发现“科学与人文” 在国内是个流行的议题，三不五时就有个江郎才尽的策划将一位成名的科学家与人文研究者送做堆，有时还捎上一两个普通民众，让他们上台漫谈一番。这样的安排倒是颇受欢迎，主因并不是大家期望得到什么开示，而是当名人秀来看。至于“科学与人文”这个议题来龙去脉，由于大家对结论（“科学与人文相辅相成”）早就耳熟能详，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 在此传统人文研究颇显颓势的光景里，眼看着科学的节节胜利，这就更有让那些忧国忧民的人文研究者们产生窒息的感觉。于是他们开始发动舆论攻势，是故常有主张培养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文章见诸报端。此种文章忧心忡忡地探讨着“科学与人文”这个流行的议题，其论点多是科学可用以谋求人类福祉，亦可带来祸害与后患；科学与人文对立的解决之道在于向（将来的）科学家们灌输种种所谓人文精神或是人文关怀，以期他们在末朝乱世、枭雄当权时悲天悯人，洁身自好；或拿 “两个文化”说事，多是想教训科学家不可自以为真理的代言人。他们的论调名义上是“不能过分强调科学”，实际就是挑拨民众；加之为反驳而站上台的科学家，往往急切地表演自己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素养，对科学就少有睿见了。
记得当时有朋友说我写起东西来有点儿鲁迅的感觉，回过头来看，我倒认为那只不过是觉得世界迂腐可笑而不自省的年少轻狂罢了。现在就算是有时间写东西，也再没有那种看客的冷静和羽扇纶巾的心境了。无论是选题还是笔锋，我现在的文字和那时候都不大一样了。
以前父亲很爱买了书题上词送给我。在一本将英语写作的书上，他写了李大钊的两句话：“铁肩担远道，妙手著文章。”这自然是鼓励我在文字上要琢磨，在英文上要用功。上学的时候，总还是有写作文或是小论文的机会，既然是强制性的功课，那无论题目是不是对我的胃口都还是要写了交的，于是在划定的圈子里尽量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去写，琢磨些许可以让老师圈出来的句子，也算是完成作业中不可多得的乐趣。“妙手著文章”，虽不见得可谓之妙手，但文章总还是在一直写着的。
上研和上班之后，应付的差事更多变成现实的繁琐。缺乏抽象的细节和没有停顿的日程，完成起来时常让我觉得大脑仿佛叫了长暂停。就算是偶尔要费心写报告，也还是有着固定的格式与目的：综合材料、提出问题、确定指标等等，讲求的就是逻辑的连贯，条理之清晰，目标与方法之可行。做项目也好、写报告提指标也好，其实要的就是说到做到。带着目的和日程赶“远道”，自然也就不太有心情看沿途风景。
写得少了，可写的少了，任思维狂奔的感觉也渐渐陌生了，仿佛大脑自己会保护性的限着速。何况敲着键盘始终不若挥翰，把脑中的词句分解成拼音就不必要地浪费着思考能力，使得文思总是处于堵车模式——走走停停，走不远却也停不久。别说狂奔，能保证引擎不熄火就不错了。
于是我写起文章来愈发平淡了。大概就和挑夫一样，总是用肩膀干活，于是手就渐渐退化了。